近期，中日两国间发生了两场外交互动。首先，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在国庆招待会上公开指出，日本在反华情绪方面已经成为“世界冠军”。与此同时，王毅在北京会见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，并系统地表达了看法：日本应迅速纠正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论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，并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。

虽然在国际关系中，民众对其他国家怀有负面情绪并不罕见，但日本的反华情绪却有其特殊性。这种情绪并非源于民众的自发感受，而是由一套精心设计的认知塑造机制所推动。其中有三个主要特征：首先是组织化，日本一些大型众包平台长期雇佣人制作反华视频，提供详细的操作指导；其次是商业化，调查显示，反华内容的流量收益高于普通视频的三倍；最后是官方资金的介入，自2015年以来，日本外务省投入了超过560亿日元用于对华负面宣传。这种将政府资金与商业平台结合的现象，使得舆论形成一种被设计和维持的环境，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，为安全政策转变提供民意支持。

自高市早苗政府上任以来，日本在安全领域采取了一系列系统性的措施，计划于2026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，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。这些措施的共同目标是逐步架空和平宪法第九条，通过重新解释、政策修正和事实积累来实现，而非简单的修宪。高市在国会中提到台湾问题与日本存亡危机的关系，为日本以集体自卫权进行军事干预提供了法律依据。

日本民众长期受到的信息影响，使得中国被视为危险、落后且具有攻击性的邻国。因此，将台湾海峡局势与日本安全直接联系起来，似乎为其实现提供了合理的叙述依据。反华舆论与安全政策间的关系，是一台运作良好的机器，媒体塑造认知，认知影响民意，民意为政策调整提供空间，政策调整又反过来巩固外部威胁的叙述。此循环一旦开启，纠错的成本将逐渐上升。

高市的路线最危险之处在于它让日本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身份转变。薛剑提到的日中友好是日本最大安全保障的说法，在当前语境下并非外交辞令。如果一个与中国经济高度依赖且地理上无法移离的岛国，将其最大邻国定义为敌人，需要的安全资源将是无底洞。尽管高市的路线能在短期内为其带来支持率，但从战略角度看，这将导致日本面临安全成本上升、外交空间收窄、经济利益流失的困境。

这一局面难以打破，唯有日本的政界精英重新认识并承认存在的认知壁垒，选择拆除而非继续加固。这正是王毅所提及的“合格答卷”的意义所在。日本是否愿意进行这一选择，不仅关乎中日关系的未来，也影响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定位。